谁知道张九龄的相关资料?最早的编年体吏书是哪一部?
谁知道张九龄的相关资料?
张九龄(678-740) : 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汉族,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中文名: 张九龄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 出生日期: 678年 张九龄年谱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唐朝仪凤三年(678年)生。民间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张九龄母亲卢氏在始兴已怀孕满十月仍未分娩。其父见妻身体粗大面黄体弱,疑是得了黄肿病。一日遇见一个看病兼算命的老先生,经诊断后,老先生告诉张九龄之父,“腹中胎儿乃非凡人物,因这个地方太小,容其不下,恐须到大地方出生。”听罢先生一言,张家只好迁到韶州。而张九龄据说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张九龄出生后也曾返回始兴故里。始兴县民间流传的“捉鼠解朝廷”的故事就是来自张九龄年幼时在石头塘读书的经历。 九龄七岁能文,三十岁擢进士第二,授校书郎;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东宫举文学士,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开元四年(716年)秋,九龄辞官归养,开大庾岭新路,沟通南,北陆路交通干线。 开元六年(718年)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迁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宰相张说荐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张说罢了宰相,九龄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剌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十二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九龄迁升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三年三月,九龄进封为始兴开国子,食邑四百户。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龄因周子谅触犯玄宗一事受株连,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七年,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九龄归故乡扫墓,五月七日于韶关曲江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被追封为荆州大都督,谥文献。 人物简介 张九龄 张九龄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西晋开国功勋壮武郡公张华十四世孙。七岁知属文,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始调校书郎。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母丧夺哀,拜同平章事。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卒谥号“文献”。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张九龄出生于官宦世家。少聪慧能文,弱冠参加科举考试获中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后因与主政者不合,一度辞官返回家乡。期间,主持修筑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保障了南北交 张九龄立像 通要道的畅通。唐开元六年(718)返回京城,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因受权力斗争风波的牵连而被调往外地任官。开元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由于他才学超群,风度亦甚佳,因而颇受玄宗的赞赏。开元二十一年,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 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 在他死后,曾被其预断为“必反”的安禄山卒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九龄。 诗歌成就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编辑本段张九龄凉茶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由长安称病南归,返故里孝养其母。 相传,张九龄返故里不久所患瘴疠就是日喝两碗金银花、淡竹叶、罗汉果、甘草等药用植物熬制的凉茶得以见好。从此 张九龄头像 [1],人们为了表达张九龄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命此凉茶的为『张九龄』凉茶。后者称之此凉茶为:中国最具历史文化底蕴凉茶。 古方记载:『张九龄』凉茶 具有泻火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适用于口舌生疮,咽喉肿痛,心烦。『张九龄』凉茶具有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持久的扩张力。为大力弘扬『张九龄』文化,殚精竭虑维护『张九龄』这一中华民族品牌, 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千方百计保护祖国这枚文化瑰宝。 『张九龄』凉茶:是“药食同源”理论的杰出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责任文化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产品100%纯中草药配制,秉承传统草药蒸煮工艺,清热降火,功能独特。经由现代科技将草本精华提取、调配及灌注而成。所有生产工艺流程,均由电脑监控,完全不经人手。 张九龄文化凉茶 [1]从国家质检总局传来喜讯,始兴特产清化粉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9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10年第96号公告,正式批准对清化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这是始兴县第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特色产品。 位于广东省粤北韶关的始兴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环境优美,物产丰富。清化粉是始兴的传统特色产品,生产加工历史悠久,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盛唐名相张九龄曾经用清化粉宴请过唐王。它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经选米、洗涤、浸泡、磨浆、蒸煮、晾干、煮制、切粉、成型、晒粉、包装等传统制作工艺制作而成,具有晶莹油润、粉色透明、均匀,米香味纯正浓郁,炒而不烂、煮而不糊、口感柔韧、滑爽等品质特点,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实施清化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对于创建清化粉传统特色品牌,推进清化粉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诗词作品 感遇十二首(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感遇十二首(其二) 幽人归独卧,滞虑洗孤清。 持此谢高鸟, 因之传远情。 日夕怀空意, 人谁感至精? 飞沈理自隔, 何所慰吾诚? 感遇十二首(其三) 鱼游乐深池,鸟栖欲高枝。 嗟尔蜉蝣羽,薨薨亦何为。 有生岂不化,所感奚若斯。 神理日微灭,吾心安得知。 浩叹杨朱子,徒然泣路岐。 感遇十二首(其四)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感遇十二首(其五) 吴越数千里,梦寐今夕见。 形骸非我亲,衾枕即乡县。 化蝶犹不识,川鱼安可羡。 海上有仙山,归期觉神变。 感遇十二首(其六) 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 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 鸿鹄虽自远,哀音非所求。 贵人弃疵贱,下士尝殷忧。 众情累外物,恕己忘内修。 感叹长如此,使我心悠悠。 感遇十二首(其七)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感遇十二首(其八) 永日徒离忧,临风怀蹇修。 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 青鸟跂不至,朱鳖谁云浮。 夜分起踯躅,时逝曷淹留。 感遇十二首(其九) 抱影吟中夜,谁闻此叹息。 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 白云愁不见,沧海飞无翼。 凤凰一朝来,竹花斯可食。 感遇十二首(其十) 汉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 袖中一札书,欲寄双飞翼。 冥冥愁不见,耿耿徒缄忆。 紫兰秀空蹊,皓露夺幽色。 馨香岁欲晚,感叹情何极。 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 感遇十二首(其十一) 我有异乡忆,宛在云溶溶。 凭此目不觏,要之心所钟。 但欲附高鸟,安敢攀飞龙。 至精无感遇,悲惋填心胸。 归来扣寂寞,人愿天岂从。 感遇十二首(其十二) 闭门迹群化,凭林结所思。 啸叹此寒木,畴昔乃芳蕤。 朝阳凤安在,日暮蝉独悲。 浩思极中夜,深嗟欲待谁。 所怀诚已矣,既往不可追。 鼎食非吾事,云仙尝我期。 胡越方杳杳,车马何迟迟。 天壤一何异,幽嘿卧帘帷。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蜺似,天清风雨闻。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咏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赋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点评: 徐增曰:“妾不忘夫,犹臣不忘君,子寿先生真纯臣也。与义府《咏鸟》诗并看, 张九龄石刻像 [2]其心术之邪正自见。”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文艺家还有张说,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曼(蔓)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势也更见韧力丰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越王杨卢骆体迩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 张九龄像 [3],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兰、桂喻贤者不随俗、不求悦于人的内美。其七咏橘,在屈原《橘颂》赞美独立不迁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济人的衷怀,立意更见丰厚。组诗之八、之九又以美人托喻:“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用来抒写恋阙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 张九龄半身像 [4]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从小聪敏善文。武曌长安二年(702年)擢进士,最初担任调校书郎,于713年应“道侔伊吕科”举,中高第。为宰相张说举荐,数年中官累迁。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迁中书令。张九龄为相正直贤明,不避利害,敢于谏言,曾劾安禄山野心,提醒玄宗注意。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玄宗生日,群臣皆献珍罕,独张九龄上事鉴十章以伸讽谏,号“千秋金鉴录”,帝甚嘉美。(后世张姓族人更以“金鉴堂”为堂号)。奖励后进,曾提拔王维为右拾遗,卢象为左补阙。由于李林甫等人的排挤,改任尚书右丞相,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召孟浩然于幕府。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家乡曲江病逝,享年62岁。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罢相后,如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辄问道:“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开元末年,玄宗倦于理政,渐渐沉迷享乐,疏远贤人。在小人得志的凶险政情下,张九龄能守正嫉邪,刚直敢言,成为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唐室大臣。他曾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他也曾反对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为相,以至屡忤玄宗意,终于罢相。他目光远大,曾言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1],然而不为玄宗采纳。后来安史乱起,玄宗仓皇入蜀时,忆起九龄平生之言,痛哭之余,唯有遣使祭奠故人而已。 编辑本段张九龄墓 张九龄墓, 位于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麓。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丞相,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回乡扫墓,因病逝世于其家中,享年63岁,被谥为“文献公”。开元东南方二十九年葬。
最早的编年体吏书是哪一部?
左传
国语 是国别体史书
战国策 国别体
左传 是编年体史书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中国最早的)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
全书按周、鲁、齐、晋、郑、楚、越分国编次,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前后五百余年的史事。但并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记述,而是有重点地记载若干重大事件。如《吴语》《越语》只记述了吴越两国争霸的经过。
《国语》与《左传》不同,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记言的文笔又略较《左传》浅显。
既有史家“尚实录,寓褒贬”的传统,又能运用形象思维来写史,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言谈为事实而发,事实又作为言谈的验证。它着重记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故名《国语》。它叙事比较完整,着力于通过对话验证于行动,虚实相生,详略有致地揭示人物性格,表达某种思想。
《国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人据此认为《国语》和《左传》同出自左丘明之手。其实,《国语》和《左传》两书在编写体例、思想倾向、内容详略、语言风格、文笔特色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左丘明传诵,然后是时人传习,最后经列国之瞽史改编、润色而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初年。
(据有关资料改写而成)
《战国策》以记叙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为主要内容。
所收文章为叙事文,是以纵横家为主的士人的说辞、书信的汇编;《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
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
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
《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
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
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
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
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
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任太史令,一直有志于论著“天下之史文”,但未能如愿。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在父亲死后,他继任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创作。五年后,李陵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判官刑,饱尝屈辱和世态炎凉之苦。
但他没有放弃《史记》的撰著,终于在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实现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史记》材料丰富,忠于史实,它对古史的记载,许多已为出土文物史料所证实。它语言生动,文笔简洁,饱含情感,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史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目标。
《史记》试图通过史传事验的方式来思考天人关系问题,通过历史的纵横剖析和人物描写来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以及人生正道问题,体现了作者从历史学这个独特角度来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史记》还在综合春秋以来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它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
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